以从事山水画的人员构成为例，隋唐以来在山水画领域取得突破的人物，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反倒多为职业画师、贵族、官员士大夫等，今传隋代展子虔画《游春图》，虽可能为后世摹本，却也体现了当时山水画重要成就，展子虔就是一位宫廷画家。

张彦远总结道：为唐代山水画作出突出贡献的四位人物，都不是隐士。他说：“…… 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鶠，穷于张通（张璪也）。”4吴是吴道子，是民间画工出身的宫廷画家，李思训、李昭道是宗室贵族兼宫廷画家，韦鶠是士大夫官员画家，张璪同样是官员。

再以宗炳所定义的山水画宗旨来看，“ 畅神而已”，显然无法涵盖唐代山水画的全体，比如《唐朝名画录》所记吴道子与李思训画蜀道嘉陵江水：

又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馀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思训将军山水擅名，帝亦宣于大同殿图，累月方毕。明皇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5

明皇忽思蜀道嘉陵江水，就令吴道子专程去“ 写貌”。对于唐明皇来讲，令吴道子去画嘉陵江水，当然，不仅仅是“畅神而已”，而是有一种知识上的兴趣，甚至政治、军事上的考虑，而吴道子受命前往嘉陵江写貌，更不是为了“畅神”，而是受命而作，这种山水画创作动因，实与阎立本《步辇图》或者已经失传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并无实质差异。

山水画，自娱、为己，仅仅是其一个方面的意义与宗旨，并非山水画的全部含义。

宗炳“ 畅神”之论与自娱之说，与山水画发展需要，以及隋唐以来山水画发展实际情况，已经十分脱节，不符合时代要求，亟待有人从理论上加以突破。

整个隋唐五代，这一突破，始终没有出现。五代荆浩与宗炳相似，又是一位隐士画家，其《笔法记》对山水画宗旨的论说，是出于道家思想，“ 代去杂欲”。他说：

“嗜欲者生之贼也。名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

山水画就是为了去除凡尘杂念与世俗欲望吗？这种说法放在混乱的世事中，如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可以说得通，因为正直之士，没有出路，如不能去除欲望，为名利所诱，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身死名败。

〔北宋 〕郭熙《早春图》 绢本浅设色 158.3cm×108.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时光很快前进到了北宋，关于山水画宗旨的新的提法、山水画合法性新的理论论证，终于由具有士大夫修养的北宋画院主持者郭熙提出了。

郭熙需要破解的第一个问题是山水画与隐士身份的关系问题。

山水画与隐逸文化关系密切，最早的山水画家多为隐士身份，但是山水画并不仅仅是隐士们的专利。

孔子一生，汲汲皇皇，力求参与政治，改变社会，但正是孔子说出了“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名言，极大地鼓励了后世的山水画家。写出第一篇山水画论的顾恺之，虽有高蹈精神，却并不是隐士，吴道子、李思训都不是隐士，王维、张璪也不是没有出仕的隐士。这是山水画发展的事实。

但是，毕竟山水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高迈出尘的艺术，是与隐士生涯相契合的，是与道家出世精神相融洽的一种艺术，而与仕进为官，与儒家积极进取态度，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合。

如何从理论上破解山水画与仕进、从政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将儒家理想与山水画精神宗旨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挑战，而郭熙非常成功地破解了这一难题。郭熙说：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邱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颍、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6

按照郭熙的观点，山水林泉，并不仅仅是隐士们的专利，而是所有君子的所爱！自古文人士大夫、统治阶层、上层人士，既称君子，品格上都属高洁。从自然的山丘到人工的园林，这是士大夫们颐养性情的处所；泉水边、怪石下，是士大夫们吟诗作文、任情长啸最喜欢去的地方；寄迹于渔舟上、山林中，当一名不问世事的渔父、樵夫，往往是士大夫期望的隐逸生活的常见方式；山中的猿、空中的鹤，它们或啼或飞，也都是士大夫愿意亲近的物类，喜欢听到与看到的生灵。世间凡俗尘嚣，还有那些烦琐事务的束缚与干扰，那都是士大夫一贯讨厌的事物。山中云烟、天际彩霞，隐居成仙、静修成圣，这都是士大夫心中梦寐以求，而又不能实现的愿望。为什么？这是因为士大夫生在天地之间、人伦之中，从天下与家族方面看，有君与亲两个方面的责任，义不容辞，那颗士大夫进取的心，要时时系于朝政，一直思考着如何为朝廷效力，为君王治天下，为父母尽孝心，光宗耀祖，孝敬父母，无愧于心。这是士大夫人生大节，不能马虎。尤其是在当今这样的太平盛世，更当如此。如果仅仅追求独善其身，一身高洁，隐居避世，不为朝廷效力，不为父母尽孝，这是人伦之大节有亏。所以仁人义士，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决不能远离世事，与许由还有“ 商山四皓”这样的隐士为伍。《诗经》中的《白驹》诗，还有商山四皓所作《紫芝》歌所表达的那种隐居情怀，是在政治污浊的乱世出于不得已才会如此表达。7

所以，君子不必避世隐居，也不应当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效仿那些污浊乱世的高人隐士们，独善其身，隐逸出世。

那么，士大夫的山水之爱、林泉之心又该何处安放呢？

郭熙自然而然又进到了第二个问题。

郭熙需要破解的第二个问题是山水画家与山水画欣赏者的关系问题，按照宗炳、王微的概念，山水画创作者，是爱山水的隐逸之士，他们也是山水画欣赏者，他们自娱自乐，追求“ 畅神而已”式的欣赏山水、欣赏山水画之逍遥状态，自足之乐，无以复加。

而事实是，山水画虽然与人物画不同，但是其创作毕竟是有一定门槛与基础要求的，需要基本功的训练。所以，不是每位隐士都是山水画家。天才如苏轼，仍然深感心手不相应的无奈，即使文同已经教给他方法，但缺少练习，仍然使他感叹有心无力，无法画出竹之真形与真神8。何况一般文人士大夫，天分尚不及苏轼者乎！所以文人士大夫自己擅长山水画，当然好，不擅长，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对山水的真诚热爱。这种山水之爱，在太平盛世中，可以依凭山水画高手的创作，得以满足。

山水之爱，不是隐士的专利，山水画也不是隐士的专利。

文人士大夫、贵族、官员这些统治阶层人士，也就是社会的上层人士，与隐士一样，也是山水的爱好者，也是山水画的爱好者。他们不像隐士那样，能够生活在山水林泉之中，“ 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但是山水林泉之爱又是不可割舍的，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

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斯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9

至此，郭熙破解了山水画发展的观念上的所有难题。

首先，山水并非隐士的专利，爱山水是所有高尚人士的本性。高尚人士，只要有兴趣、有天分、有学习机会的，经过一定训练，都可以从事山水画创作，表达他们的山水之爱。其次，文人士大夫、官宦人士，一方面热爱山水，另一方面，责任所在，尽忠尽孝，不能隐居，这就需要优秀的山水画家，来为他们将山水完美地表现出来，使得他们能够在官衙之上、官场酬应之中，通过山水画欣赏到山水之美，满足自己的山水之爱。

山水，是所有高尚人士共同之爱。山水画的创作者，可以是任何高尚人士。这样山水画就能够吸引到众多优秀人才来共同从事这一伟大事业。

山水画走向辉煌，成为历史的必然。山水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官僚群体，他们与其他高尚人士一样，十分热爱山水，渴望着林泉生活，但他们的山水之爱与隐居山林的愿望因其责任需要而不能实现，唯有山水画能够慰藉他们那渴慕林泉的心，唯有山水画家能够满足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高尚而又热情的山水之爱、林泉之思、隐逸之梦。

山水画，不仅仅是隐士自娱自乐的孤独的艺术，更是整个社会精英阶级的必需之物，是为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统治阶层中的主流艺术。

山水画学，就此确立了其在中国绘画中的主流价值与核心地位。

【注释】

1.张彦远著，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1 页。 

2.张彦远著，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134 页。 

3.张彦远著，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134 页。 

4.张彦远著，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16 页。 

5.朱景玄《唐朝名录画》，见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至元代卷），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第77 页。

6.郭思编、杨伯编著《林泉高致》，中华书局，2010 年，第11 页。 

7.石守谦：“ 士大夫以‘ 胸中丘壑’ 来标榜其人格，早已形成一个古典的传统。这在宋朝建立以来，  由于士大夫在政务上权责的日益加重，似乎也相对地有被再加肯定的必要。” （石守谦著《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第33 页）

8.……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苏轼《苏东坡集》卷三十二《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商务印书馆，1933 年，第35 页）

9.郭思编、杨伯编著《林泉高致》，中华书局，2010 年，第11 页。石守谦：“ 或许是因为学士院所起带动作用，此时朝廷中其他官署也开始使用山水画。…… 除了官署之外，中央官员的居所中也开始出现山水画的装饰。据郭若虚的报导，燕肃除了在官署之外，自己家中亦有山水画壁。这实在不止是因为燕氏本人的专长与爱好，而也是由于当时在士大夫间兴起的新风气而出现的。” （石守谦著《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第32 页）

（摘自《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

《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

张建军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2年11月

内容 |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授权

策划丨潍淉

责编 | 雅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